4年后的又一个失眠的凌晨，中尉冯牧云站在闽南腹地的一座兵楼上，望着深蓝的天幕纤尘不染熨熨帖帖地罩在他目光所及的一切之上，月亮像这块幕布被什么挖出了一个圆滚滚的洞，从更高更远的地方漏出清凉如水温润如玉的光线来。
冯牧云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再悠悠吐出几个漂亮的眼圈，一个以04年8月26日为起点的故事就在他23岁却略显苍老的记忆中渐渐剥落——就像他拇指轻轻掸落的烟灰。
那一天，从长沙到西安的K84仅仅晚点了十多分钟。
下午6点出站的时候，我看见天空像一个打碎的鸡蛋般黏糊糊地溢出了蛋黄，蛋黄下面是厚厚的青灰色城墙、菜市一般凌乱噪杂的广场，还有城楼状的车站上金光闪闪的两个大字----西安。
我来了，西安。
我无比虔诚地站立在汹涌的人潮之中，正准备冲着这个号称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吊古凭今一番，两个解放军叔叔就站在我面前。
“你好，同学！是来P大报到的吧？”他们盯着我手里绿皮的P大录取通知书脸上笑得跟向日葵一般。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其中一个就利索地接过我的行李，另一个领着我走向了不远处一台挂着军牌的骊山大巴，热情程度连旁边的“的”哥都自弗不如。
后面报到的新生陆续上了车，其中有个胖胖的一屁股坐在我旁边，使得原本宽敞的座位立马显得拥挤不堪。“嘿，你好，我叫朱波！”他冲我伸出肉嘟嘟的手掌，脸上笑一派春光灿烂，我赶紧一把握住答道“你好！我叫冯牧云，湖南的。”“湖南的？”他一听两眼立马放光，两片肥厚的嘴唇也极为配合地咂巴两下，“湖南的红烧肉好吃啊！”随后他就跟我眉飞色舞地聊起了湘菜，从剁椒鱼头到酱板鸭，从湘江腊肉到臭豆腐，聊得一车人肚子咕咕作响，聊到那俩穿军装的不住地咳嗽才消停。朱波冲我挤挤眼，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突然他转过脸去，冲那俩穿军装的说：“首长，今晚上到了那还有饭吃没？”那两人相视一笑，一个回答道：“米饭面条馒头包子管够。”另一个忙着补充，“以后注意啊，别叫首长，我们也才大四，一个月后咱们就都一样，叫我们班长，或者学长就行了。”“哦”，朱波终于放下心来，靠在我身上安然睡去，俨然已把我当成了同生死共进退的革命战友，我无不崇拜起这个家伙来，要知道，从他坐我旁边到哈喇子流我一肩总共还不到半小时。
我把头扭向窗外，天色由血艳变成暗红，再到深灰，再到黛青，最后就只剩下一团墨黑。外面除了路灯没有别的亮点，路边掠过的似乎是成片成片的果园，我心里不由地忐忑起来，这车要是不把我们拉到P大而是某个黑心小砖窑或是地下煤矿那就惨了，我忍不住端详起这两个“班长”，他们脸上也是黑不溜秋的，估计脱了军装跟挖煤烧窑的没啥区别。正当我忐忑着彷徨着是跳窗求生还是发动大家与那两人英勇搏斗时，车外突然一片光明。“到了！”，骊山大巴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大门，门口俩佩枪的卫兵朝我们敬着标准的军礼，这一幕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激动不已。
车在操场停下，几个“班长”已列队站好，整齐地朝我们鼓着掌，朱波第一个出去，边下车边鼓起他那肉嘟嘟的肥掌，时不时还挥手致意，那气派跟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差不多。班长们对视一下，呵呵笑了。“哥儿几个，把这群新兵分了吧。”一个帅气的班长走到朱波跟前，摸摸他肥硕的耳朵，说：“这个兵好玩，我要了。”说完拉起他就走，朱波扭头看看我：“班长，我要和我哥们在一起”，班长瞅了我一眼，爽快地说：“好，走！”
就这样，我和朱波从进校到毕业，四年都没有分开过。
这个帅气的班长领着我们到了宿舍，还给我们打了热水洗脚。这待遇让从小命苦的我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心想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好啊，跟着混肯定没错。朱波倒是大方地不拿自己当外人，他边洗着臭脚丫子边问道：“班长，啥时候吃饭啊，我都快饿死了。”这个叫陈光的班长呵呵笑道：“洗完就吃饭，一会儿别撑着。”
一声哨响，楼道里传来“新兵开饭！”的吼声。我们无师自通地跑到楼下集合站成一排，另一个班长像个皮影一样一戳一戳地跑到前面，看得我忍不住想笑，那班长狠狠地盯着我骂道：“笑什么笑，笑什么笑？！新兵蛋子！”他扭过头去，朝着队伍凶神恶煞地吼道：“进了P大的大门，你们就不是社会青年。从现在起，你们要时刻牢记，自己是名军人，明白没有？！”
“明白。”
“你们是女人吗？再问一遍，明白没有？！”
“明白！”大伙声嘶力竭地喊道。“好，吃饭前我提四个要求：一，吃饭挨个儿坐，严禁说话，有事打报告；二，我喊开始大家动筷子，我喊停就不能再吃，今天这顿饭大家可以吃十分钟，从明天起就餐时间为五分钟；三，吃多少拿多少，不许剩一粒饭一口汤一片馒头屑；四，饭前要唱歌，饭后收拾餐具放门口，再集合带回”，班长看着我们面面相觑的表情，满意地喊道：“开饭！”
我想，我一定是那顿饭后开始后悔进军校的，从那一天起，开始后悔高考前和老K打的那个赌。
高三那会儿，学校宣传栏里的招生广告像文革时的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连学校门口电线杆上平时贴“治疗尖锐湿疣，阳痿早泄”等性病广告的空当也粘上了某某大学的招生简章。那时我们宿舍破得不成样子，屋子里一蹭一层灰，于是我趁没人在宣传栏揭了一张版面超大纸张超好的海报贴在了那老是掉渣的石灰墙上，这一幕刚好让老K撞到了，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把海报贴上去，挤兑道：“别告诉我你想考军校啊？”我定睛一瞧，床头上威武地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P大学”，下面是学校简介和招生简章。老K摇摇头说“像你这样的要能上军校那就太没天理了。”
“呵呵，就跟你进了一中一样没天理吧？”我冲他白了一眼笑道。
“要不咱打个赌吧，你考上了我把赢你的饭票全给你。”开学那会儿和他打十三张，输得连饭都吃不饱，“一共是104张”，这笔帐我刻骨铭心地记着，时刻想着翻本，报仇雪恨。“再搭17张菜票。”
“孙子就反悔！”
就这样，为了翻本，为了104张饭票和17张菜票，我在高中最后一年开始了焚膏继晷宵衣旰食的备考生活。分数出来，我发现这次手气出奇地好，连长这么大从没及格过的英语都无比坚挺的呈现三位数。记得我曾向老师请教怎么学好英语，老师说：“你每天记的单词和脸上的痘痘一样多就可以了”，那时内分泌在高考压力下严重失调，加之形势紧迫，我连擦屁股都嫌费时，更谈不上洗脸了，导致脸面山岚起伏，跟贵州地貌差不多。于是我硬着头皮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天拿个小镜子，早上数着额头上的痘痘记单词，上午数左脸的，下午数右脸的。晚上数下巴的。这样到了高考前，我终于把那本英汉小词典翻过了一遍。
后来我终于拿到那沓印着“罗城一中 四两”的饭票来到了P大。进来之后才知道，为了这沓饭票，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正式的军训在第三天开始，一早上我们就穿着没肩章的军装，戴着没帽徽的大沿帽，被班长训斥着站军姿。军姿几乎是军训所有科目里最简单最基本的，用班长的话说“能直立行走的都会这玩意儿”，但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姿势，都有所谓的“八大要领”，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掌握“八大要领”，班长们总结出一套富有创造性的军姿训练方法：譬如说五花大绑把我们捆得像个粽子一样，说是为了矫正我们的体型；譬如说把大沿帽或者板砖顶在我们头上，说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定力；譬如说在手肘、指缝、两膝、脚踝处夹扑克牌，掉一张加练十分钟，说是为了磨练我们的意志，就连衣领上别大头针等更变态的方法，我们也都略有领教。
西安到底是座牛B的城市，连太阳都比别处的凶。八点钟刚过，衣服就湿透了，汗淌在地上冒着白汽，不一会儿就干了。水泥操场跟做烧烤的铁板一样解放鞋踩着都冒焦味儿。我们一边沐浴着热情洋溢的日光，一边聆听着班长的斥骂。“你们这帮新兵蛋子给老子听好喽，不要把地方的臭毛病给带进来，是条龙给我盘着，是只虎给我卧着……”我曾纳闷为什么看上去温文尔雅玉树临风的班长骂起人来跟操把菜刀剁着钉板骂街的泼妇一样？直到三年后我也带上一帮“新兵蛋子”被人“班长”前“班长”后必恭必敬地伺候，猛地发现自己也能像唱RAP一样无比顺溜地把人骂得狗血淋头时才明白个中缘由。
上午的训练12点结束，唱完《团结就是力量》《学习雷锋》等革命歌曲之后我们有5分钟时间吃饭。开饭哨后大伙儿纷纷张牙舞爪扑向饭菜，盆满钵满的桌上顷刻之间就体无完肤如同遭遇了浩劫。那时每个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会老顽童周伯通那样左右同时用筷，还有就是嘴巴不够大。我曾亲眼见着对面的兄弟被馒头噎得翻白眼，还有人打汤时帽子被挤得掉进汤锅，我自己也曾因吃饭时叨咕了一句而被罚站一小时，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在部队好端端的吃饭要搞得张牙舞爪的如同跟饭有仇一般，但久而久之也渐渐适应这种类似于《动物世界》里的进食方式。半年之后我放假回家吃第一顿饭，老爸老妈被我的吃相吓了一跳。萝卜排骨汤刚上桌，我就抢过来浇了一瓢在米饭上，待他们坐定时我已经起身盛第二碗饭，老妈问我是不是学校吃不饱，老爸问我是不是车上饿坏了，我没有理会继续“吧嗒吧嗒”开吃，5分钟后，我放下碗筷打着饱嗝看着惊呆的老爸老妈说：“吃饭不说话，五分钟搞定，这是规矩。”
饭后甜点是压被子。从前我总以为起床后叠被子是件类似于脱裤子放屁的蠢事，至于把被子叠成方块那就更像是放完屁后再擦屁股，可部队偏爱这一套，还把它作为衡量军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班长对每一个“新兵蛋子”的被子质量要求相当严格。之所以一团棉絮能做成一块板砖，其过程是无比艰辛的，首先你得花上几个月时间把棉花压紧，通常我们中午就是脱了鞋跪在被子上拿个小板凳在上面来回推来回压，直到晚上睡觉时被子盖着像门板一样就算到了火候。由于那时我总是压着压着就一头栽在上面睡着了，所以后来内务卫生检查的时候，别人的被子总能像服了伟哥一样坚挺而我却依旧软塌塌，非得在里面满满当当地塞上木版纸壳字典之类的才能岌岌可危地立起来，说白了，整就一豆腐渣工程。陈光说：一看你被子，就知道内务卫生的流动红旗离我们有多遥远。我说：没事班长，我争取帮咱们拿到军事训练的流动红旗。
下午的训练以体能为主，热身活动是长跑，通常是每周一三五 五公里，二四六 七公里，周日再开个小灶：武装七公里越野。这是一个能让你感觉到灵魂出窍的科目。有的兄弟体质较弱，跑完之后一脸惶恐地告诉陈光他尿血了，陈光漫不经心地说：尿血正常啊，多跑几趟就好了，听得我每次小便都哆嗦。
我无比勤奋地练习着长跑，渴望有一天能像阿甘横穿美国一样从西安跑回长沙。
最痛苦最郁闷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晚上，因为紧急集合的哨声会在你刚闭上眼进入梦乡的时候响起。由于睡不踏实，几次之后我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最可怜的是小朱，连续三次上大厕都赶上了趟儿，被队长训得跟孙子似的。从此拉屎成了小朱最大的障碍，至今还落下便秘的后遗症。
我感觉自己像被关在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一样，惶恐而疲惫地等待着危机四伏的下一秒。不知是哪个前辈在厕所的小木门上留下一句话：生活就像强奸，既然不能反抗，就默默享受吧。一个月后，这场旷日持久的强奸终于告停。我们站在血色的“八一”旗下，用褪去了学生稚气和社会流气的的嗓音歇斯底里地吼着入伍誓词。当陈光为我们戴上心仪已久的红肩章，宣布我们已经告别“新兵蛋子”的生活时，大伙儿都很没出息地哭了。
新训结束后，大四的班长们都回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奇怪的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纷纷卸下狰狞的面具，恢复了原本和善的面目。而我们，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谢师宴”上，陈光问我恨不恨他，我说现在不恨了。他笑着看我，问以前为什么恨。我说还记得吗？有一次吃完饭，我去掏兜里的面纸准备擦嘴，就那么一下，两秒钟，我被你撞到，你硬说我插兜，我说我没有，你说我不老实，狡辩，罚我在太阳底下站了俩小时军姿。“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做的梦现在还记得：我们互换了角色，我训你，把你训得跟孙子似的”陈光哈哈大笑，说他们新训那会儿，他也做过同样的梦。
大四的班长们走后，我们又重新分班。很幸运的是我和小朱又分到了一起——一排三班。由于之前连续遭遇蹂躏，加之因紧急集合导致便秘，小朱的气色大不如从前，当我再次问他想吃什么时，他的回答只有俩字：“巴豆”。
新班级的班长是从部队考进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在高二的课堂里“右手螺旋定则”时，他刚好在青海戈壁滩上享受“奥斯维新” 的待遇。所以叫他“老马”一是对这位提前两年把青春献给国防的老同志的尊称，二是着实因为他比我们大了一条代沟还多，用老马的话说：搁农村，娃都能打酱油了。
老马卷着铺盖进班的时候，看见床上坐了个人，眉头紧锁，两眼无神，额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坡一样千沟万壑，那张脸上似乎写尽了中华五千年沧桑和苦难。老马双手递上一支烟毕恭毕敬的问道：“同志，您哪个部队过来的？是不是XXX团啊”（XXX团是全军有名的艰苦单位，传说待在那里的人特显老，看上去能比实际年龄大十岁）那哥们赶紧起立敬了个礼：“班长，我是从甘肃*中考过来的”，“噢”老马松了口气，问道：“你今年二十几啦？”“班长，我今年11月满十八岁，”他害怕别人不信，掏出学员证来给大家一亮。老马的脸顿时拧成一个硕大的问号，看他那副样子还是不放心，又很三八地问家里还好不。“挺好的，谢谢班长关心。”老马一听就舒坦了，“那就好，年纪青青的干嘛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象谁欠你钱似的。来，笑一个”，于是他听话地冲大伙儿一笑，这不笑还好，一笑，脸上除了鼻子是展的，别的地方都是皱的。班里有人惊叹：靠，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倾国倾城了。老马说：服了服了，你姓邱，以后就叫你邱爷吧。
几天之后，大伙儿就熟络了，睡在我上铺的小朱正式改名为猪头；对铺的沙皮是天津人，一听他的吆喝就能让你想起狗不理包子，天津大麻花；脚那头的小B入住三班的第一个晚上便在雪白的床单上留下一幅“台湾地图”，这家伙即使午休，你也能看见毛毯盖在他身上被那东东撑得像顶帐篷的壮观画面；四眼是分数够了清华投档线被提前录取过来的，一进宿舍就抱着电话用吴侬软语和他那上海的女友煲粥；还有耗子是总部某某领导的孙子，据说是坐着三菱由校长亲自送来的，平常一副牛逼轰轰的神气，大伙对他颇有微词。
军校生活就如王朔的小说名《看上去很美》，每天步伐整齐军歌嘹亮干什么都气势恢宏整齐划一，其间的郁闷只有淫浸其中的人才知道：每天起床、出操、上课、吃饭、训练、自习……从０４年９月进校到０８年７月毕业，每一天的几点几分该干什么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变动。诸如穿什么衣服去哪儿上课啥时候吃饭下一步该干啥等等这些问题从来就不是你考虑的范畴，甚至连晚上洗脚都有人提醒，而你要做的就只有俩字“服从”。难怪雷锋叔叔说要发扬螺丝钉精神，进了部队设身处地才知道，每一个人其实就是部队这台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举一动并不由自己支配：走队列的时候我总是在第三列第四名，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在梯形教室最左边的第五排，睡觉的时候我总是在东边靠窗的下铺……我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地过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就像头驴子，终日关在磨房套上笼头围着沉重的石磨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心里却惦记着拉磨前可以和小母驴撒蹄子乱跑的幸福时光。